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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平：任溶溶（1923年5月19日—2022年9月22日），本名任以奇，原名任根鎏。广东鹤山人，生于上海虹口区。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、作家。1941年翻译第一篇苏联小说。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（今华东师范大学）中国文学系。这一年翻译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。从此，他以儿童文学为终身事业。上海解放不久，负责编辑《苏联儿童文学丛刊》。1952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后，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，出版了许多好书。后历任上海少儿社编辑部副主任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。任溶溶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和儿童文学创作，翻译了大量俄、英、意、日等多种文字的外国儿童文学名著。儿童诗《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？》获第二次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，又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、宋庆龄樟树奖、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、亚洲儿童文学奖。早年曾参加文字改革工作。六十年代起，经任溶溶等的倡导，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系统地介绍国外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并出版重要作家的选集。“文革”以后，任溶溶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，编辑《外国文艺》杂志。现为上海作家协会理事、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语文工作者协会副会长。曾是第八届上海市人民代表、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。2002年，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“资深翻译家”荣誉称号。2012年，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“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荣誉称号。著名出版家、作家、翻译家任溶溶2022年9月22日晨在沪离世，享年100岁。

代表作品：译著童话剧剧本《十二个月》，童话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、《木偶奇遇记》、《洋葱头历险记》、《彼得·潘》、《长袜子皮皮》、《吹小号的天鹅》、《夏洛的网》、民间童话《俄罗斯民间故事》等。著有小说《我是个美国黑孩子》、《丁丁探案》，童话集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，儿童诗集《一个可大可小的人》、《小孩子懂大事情》、《给巨人的书》等。

翻译故事：任溶溶刚开始写作时有几个笔名，本名不叫“任溶溶”。为此，他写过《我叫任溶溶，我又不叫任溶溶》，扑面而来满满的童趣。“任溶溶”是个笔名。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，任溶溶在女儿出生那年开始创作儿童文学，因为深爱当时刚刚出生的女儿，他也就爱屋及乌，每每写出得意之作，便用“任溶溶”这笔名，直到自己也变成人们口中的任溶溶。从此他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——“很多小读者给我来信，开头就是‘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’，‘亲爱的任溶溶阿姨’，毛病都出在这个名字上”。

任溶溶曾经有二十年是翻译俄文的。他认为俄罗斯和苏联都有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，也翻了很多作品。翻译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学习修养。任溶溶刚开始本来想从事创作的，但是一开头就不太顺利：任溶溶爱搞滑稽，但老师不太欣赏，以为他在歪曲儿童形象，报上批评，一批评他就不写了。于是他规规矩矩地做翻译，翻译了许多书。

1946年，任老翻译了第一篇外国儿童小说，是英文版《国际文学》上的土耳其小说《粘土做成的炸肉片》。他后来“自我批评”，因为缺乏经验，把这题目译得太直，其实可以译作《烂泥做的炸肉排》。但不管怎样，他碰巧翻译了这么一篇儿童文学作品，也就从此与儿童文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后来，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编《儿童故事》，急需翻译，找到他，他就乐呵呵地帮着翻了。他到外滩别发洋行去找资料，到外文书店一看，看到迪士尼出的书，插画十分精美，非常合他胃口，就买回来陆续翻译，从此就一头栽进去了。除了向同学的杂志供稿，他还自译、自编、自费出版了10多本儿童读物，如《小鹿斑比》、《小熊邦果》、《小飞象》、《小兔顿拍》、《快乐谷》、《彼得和狼》等，都译自迪士尼的英文原著。

任溶溶的翻译与其性格、志趣息息相关。他酷爱美食，生活很有趣，每个礼拜都要出去吃一次。90岁那年，他的最大兴趣居然是学习韩语，而且起因是为了吃——他在商店里看到各种韩国点心，就一心想知道上面的韩语都写了什么。

2008年，汶川地震刚刚发生，有人问任老有没有看新闻报道，任老回答说自己不看这个，他一辈子为小朋友写书也好，翻译也好，就是为了开心。一辈子为小朋友传播美好的东西，传播快乐，是做儿童文学工作很重要的一种心理支撑。任老坚持儿童本位，一直有一颗童心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此外，任老的翻译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，在于他总希望孩子们看得开心这一观念。他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非常注意语言的口语化，既通俗易懂，又带着一种特别的韵味。在翻译世界儿童文学时，任老做出了许多处理以保证中国的孩子能读得懂，同时又非常注重把外国的文化要素带进中国。

开放心态也让任溶溶成为儿童文学领域的推动者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面对着童书市场的匮乏，正是任溶溶有意识地将安徒生奖获奖者的作品陆续介绍到中国。尤其是对林格伦作品的引入，深刻影响了中国本土的儿童文学创作，过往过于呆板的文风被淘汰，真正以儿童视角呈现的儿童文学出现，家庭温暖与张扬自由天性成为新的母题。

任溶溶曾专门讲过他在翻译中遵循的原则和标准。他认为，翻译界一直在谈论“信达雅”本来是由理论家来谈论的，而他是一个翻译家，只管把原作中作者说的外国话用中国话说出来，那么他只求“信”，如果原文是雅的译文也雅，原文不雅译文也不雅。他还说严复提出“信达雅”时是用文言文翻译，所以要特别讲究“达”、保持文言的“雅”，但他认为严复很了不起的就是坚守了一个“信”字。